我想我们到底应该聊一聊周靖的事，了解我们这位周家大少爷的前期遭遇，那么也许诸位看官就能对真相窥伺一二了。
如果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点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再向前推一推，至少周靖出生的时候，社会还是一派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表面和平景象，他的父母跟随着清末新政的脚步做了一些外贸生意倒是相得益彰，父亲家有些积蓄，母亲从年轻时便是大家闺秀，有着一口极其流利的英语。简单来说，周靖从出生，就没过过那种揭不开锅的日子。辛亥**到底对士农工商的最底层阶级没什么影响，他家的生意迎着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而蒸蒸日上，日子倒是平静而富足。乱子出在他父亲在新政府里买了官——清末过来的人，总对自己不顺的仕途有着过分的执念。去世的母亲再没了规劝父亲的能力，北洋政府不是什么好去处，今日搜捕这个学校，明日又端了那个报社，经济部的周先生可以说是骑虎难下，能做的只能一躲再躲。 这是他忽然对儿子的朋友们态度转变的原因，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了，在被控制的监狱里，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，而他只是乱世之下走错路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商人，他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是不参与谋划行动，和保住自己的孩子。 “你今天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！”公馆里回荡着先生摔了茶杯的声音，自从学生运动的忽然兴起，先生没有一天再露过笑脸，连带着整个周家静的能听到针掉下的声音。 “您这是怎么了？”周靖不解，事实上他很久没和父亲过话了，偶尔有过也总是逼他去香港读书云云，“这里有我的家人，有我的朋友，有我爱的人，香港到底哪里好，它哪里好您自己过去不就得了吗？” “这是你说话的态度，好啊周靖，翅膀硬了，管不了你了是吧。”先生发了很大的火，“从今天开始，你，一步，不许离开这，我倒要看看，这个家里谁说了算。”先生说完这句话便摔门离去，留下周靖颓唐的坐在地上，过两天还要上街去，不知能不能赶得上。 他父亲看他看的很紧，周靖有时候觉得看犯人也没有这么看的，比如他发现自己被断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，唯有一些过期的，没什么用的报纸经常出现在他的视线里——大多在歌功颂德和将一些无意义的故事，所以他一般打一眼就过去，直到有一天他有一天在上面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，那已经距离报纸首发的日期过去有几天看，上面满是学生运动被抓捕的名单，他多年的朋友，他的同学，他爱的人。 “这怎么回事？你们都做了什么？”我们再看见他，他就是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推开了先生的书房门。先生正在收拾他不整洁的西装外套和领带。 “不知道你的规矩都学到哪里去了。”先生不论在外面如何狼狈，如何不堪，作为这个公馆的主人，他在家里是必须要端起架子来的，于是他强装镇定的慢条斯理的喝了点茶水，看清了让来人愤怒的事。 “这世道呀，乱了，我之前说过不让你们来往，你偏不，这下好了……不知道有没有命再见了。” 先生看到周靖的拳头攥的死紧，一手紧握着那张耀武扬威的报纸，他慢慢的低下头。 “是不是我去香港，你就有办法救他们。” “我会尽力。”先生听到自己说。 他们一家很快便离开了北平，周先生用辞职卸任来兑换了他对儿子的诺言，香港是个多好的地方，香港大学又是个多好的地方，只是他不只一次西北望故乡，然后想到隔壁已经很少和自己过话的孩子，想跟他说，你别恨我。 他在自己生命最后一刻也没讲出这句话，他希望儿子能明白，能明白就好，不能也罢了。他在来香港的几年后死于感染，那是他在一次上街镇压之后留下的，他想，我不欠你们了，你们也不必来找我儿子还。 后来周靖改学了金融系，在学生会的酒会上，来来往往的看着自己染上洋人的腔调，端着酒杯畅谈自家在香港的生意，小姐们穿着英式裙子在社交场里左右逢源，他看惯了，也看腻了。他接手了父亲的烟酒香膏生意，在鱼龙混杂的圈子里装上等人，风头一时无量。只是有时深夜在空荡的房子里喝着法国酒庄的红酒，他会想起北平酒馆里的那些杂牌，想起他不曾联系的朋友们，也许还要爱人，他不知大道对方的想法，还没挑明就不辞而别。 “你们别恨我。”他想。 抗日战争打响的时候，他已经是香港赫赫有名的周老板，手底下是烟酒行，房地产，古董博物馆和一些灰色生意。这么多年在他面前的过客，有的是汉奸来捞油水，有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生意人，有的是没有名字只有代号的不知来自哪里的人。他不爱谁，也不恨谁。不信任，也不疏远。也不能叫完全的不信任，人人都知道，周老板手下的左右护法是绝代双娇，两位姑娘，那应该是他最信任的人。商场上的人也不奇怪，毕竟上流社会什么腌臜事没见过，姑且让他们这么想吧，周靖觉得他们生意上玩不过自己，人也变得琐碎了起来，所以更懒得和纸媒打招呼。 还是应该介绍一下，二把手是他香港大学的直系学妹，广州那边的人，毕业没两年就让他从正金银行挖了过来在手底下过钱和货，任何一个关卡出了问题直接挖出一串，然后就再也没人见过这些人，一把手总是来无影去无踪，周靖身边不总是她在帮衬，但是一般她出现了，就会处理掉一些棘手的烂摊子，简而言之，一定会死人。 “苏曼，有批货你亲自跟，转广州，到陕西。务必原封不动的交到对方手里。“ “我知道了，老板。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