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念远再记起自己在西南联大的峥嵘岁月，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了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个时代，于是他想起狄更斯的译本，那是最好的年代，也是最坏的年代。那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战争，也是许多仁人志士大展宏图的战场。他把自己的经历形容成峥嵘岁月，大抵是有些夸张，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。

他只是家国乱世下最普通的读书人，也许还有点不爱读书。虽然不是富家子弟出身，但稍显优渥的家境还是让他染上了一点少爷毛病。父母一边经商一边催命似的望子成龙，紧赶慢赶的把他塞进了南开大学。南开大学，离他们梦想的清华北大相差甚远，只是勉强过得去。

他后来猜测自己的头一年肯定是心思及其不在读书上的，因为他似乎记得自己在大学校园里躲着数学教授的样子。数学——那是他此生最恨的东西，他想。于是便只在国文课上用心，从小到大，从一而终。

此时他在国立西南联大的简朴的楼道里好巧不巧的和教授打了照面，于是习惯性的低下头躲开，只是这里艰苦的环境让他无处可逃，只能直愣愣的对上那人的眼睛。

楚天阔，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，这是他对这门课唯一的印象了。

那是个很儒雅的人，江念远觉得他似乎把从古至今读书人的气质都集于一身，孱弱的，坚毅的，彬彬有礼的。只是在他想起下一个形容词前，他们就擦肩而过了。想来楚教授是去上课的。

而他不是，他照例抱着雪片一样的传单狂奔在昆明街头，它们来到拄着拐杖的老人手里，来到屠夫的摊贩上，覆盖着饿殍遍地的小巷，也钻进富丽堂皇的公馆。这马马虎虎，又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啊，他只是这么想着，学长依然在声嘶力竭的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宣传着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。台上是他的师兄师姐，台下也大都是他的师兄师妹。他忽然想起风马牛不相及的家乡剧院，那个时候歌剧的发展方兴未艾，他的同学们却抱之以极大的热情，翻译剧本，练习演唱，足足忙了几个月，真正演出的时候台上是演员，台下是幕后人员，这没什么，热情洋溢的学生们总是一笑而过，乐此不疲的准备下一场。

他当然知道二者没什么关系，一个是近代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，那里什么都好，源远流长的戏院日夜开场的传统曲艺，新式学堂，电影院，西方的歌剧登上中国历史舞台。他怎么能不想念呢？他当然知道自己是怎样拒绝父母把自己送出国的安排，毅然决然的跟随西南联大内迁，其实有什么必要呢，他想，他不过是乱世里如此普通，如此不够出类拔萃的学生，他实在不应该烙印在这可歌可泣的学校的历史里。但他就是去了。

“我只有这样才能感觉到真的活着。”

他听到自己这样对父母说，然后他们都消失在攒动的人海里。攒动的人海四散逃开，他才知道这是昆明。

“轰炸，跑啊！”

师兄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搭建的台上跳了下来，那个之前激昂澎湃的扩音器现在正在疏散人群，防空警报似乎已经响了很久，西南联大搭建的摇摇欲坠的房屋里正跑出学生和教授，内迁之前也是这个样子，教授们从实验室抢出来的化学材料，从图书馆抢出来的书都随着轰炸机来到了昆明，现在他们面临相同的处境。

他们跑到更远的郊外，和那些书，那些仪器，那些活着的人一起。

但他们第二天依旧在上课，在躲避轰炸的茂密的树林里

“这是我第一次听他的数学课，那位萍水相逢的教授额头上包裹着简易的纱布，常穿的衬衫划出几道口子。听说他抢出来了一套显微镜和好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化学材料，我忽然觉得他真伟大。然后我又觉得自己伟大，我听懂了一节从来没听过的数学课，我背着一个爷爷一直跑到轰炸安全区，我满身灰趴在地上喘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活的真漂亮，比我之前在天津的无所事事的日子都要漂亮。”

————1939年，昆明城边树林的夜里。